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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南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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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曼昱:本届亚运会很圆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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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: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?
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
作者 刘梦青
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,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,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,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,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?重走长征路后,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?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,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?近日,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重走长征路之前,您做了哪些准备?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,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?

潘维廉:重走长征路之前,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,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,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,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,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,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,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,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,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
纵观历史,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,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,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,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,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,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,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,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
其中,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,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,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,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,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
在我看来,这非常了不起:不仅是汉族,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,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,倘若红军失败,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,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
中新社记者: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,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,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?

潘维廉:1993年至1994年,我曾驾车游历中国,尽管路况极差,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,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,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
我观察到,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,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,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,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,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,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,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,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,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,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,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,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
中新社记者: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?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,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?

潘维廉: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,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,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
更深层的原因是,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,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,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
近四十年来,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,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,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,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,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,中国有普通话,但没有普通人。

例如,在宜居城市建设上,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,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,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,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
中新社记者:作为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的行走者与观察者,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?

潘维廉:我希望世界能理解,倘若长征失败,中国革命可能陷入绝境,这将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明白红军为何要长征,这正是这部片子要讲清楚的。此外,我也想让观众感受到红军对人民的赤诚。尽管饱受饥寒、缺乏武器,却从未欺压百姓,这是他们对祖国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
在我看来,长征精神也能解释,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,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,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,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
通过重走长征路,我也看到: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,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,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,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,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: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,唯有通过精准治理,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,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: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,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: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,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,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,而是朋友。

世界同样可以汲取中国的治理经验,通过合作实现共赢。共赢不仅在今天是可能的,而且在这个日益脆弱的星球上,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(完)

(苗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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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: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?
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
作者 刘梦青
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,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,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,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,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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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
作者 刘梦青
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,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,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,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,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?重走长征路后,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?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,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?近日,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重走长征路之前,您做了哪些准备?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,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?

潘维廉:重走长征路之前,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,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,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,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,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,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,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,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,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
纵观历史,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,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,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,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,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,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,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,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
其中,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,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,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,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,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
在我看来,这非常了不起:不仅是汉族,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,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,倘若红军失败,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,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
中新社记者: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,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,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?

潘维廉:1993年至1994年,我曾驾车游历中国,尽管路况极差,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,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,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
我观察到,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,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,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,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,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,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,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,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,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,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,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,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
中新社记者: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?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,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?

潘维廉: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,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,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
更深层的原因是,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,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,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
近四十年来,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,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,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,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,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,中国有普通话,但没有普通人。

例如,在宜居城市建设上,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,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,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,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
中新社记者:作为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的行走者与观察者,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?

潘维廉:我希望世界能理解,倘若长征失败,中国革命可能陷入绝境,这将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明白红军为何要长征,这正是这部片子要讲清楚的。此外,我也想让观众感受到红军对人民的赤诚。尽管饱受饥寒、缺乏武器,却从未欺压百姓,这是他们对祖国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
在我看来,长征精神也能解释,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,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,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,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
通过重走长征路,我也看到: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,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,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,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,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: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,唯有通过精准治理,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,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: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,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: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,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,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,而是朋友。

世界同样可以汲取中国的治理经验,通过合作实现共赢。共赢不仅在今天是可能的,而且在这个日益脆弱的星球上,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(完)

(苗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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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春市东区下属地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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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: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?
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
作者 刘梦青
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,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,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,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,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?重走长征路后,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?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,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?近日,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重走长征路之前,您做了哪些准备?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,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?

潘维廉:重走长征路之前,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,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,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,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,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,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,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,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,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
纵观历史,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,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,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,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,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,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,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,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
其中,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,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,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,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,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
在我看来,这非常了不起:不仅是汉族,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,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,倘若红军失败,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,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
中新社记者: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,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,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?

潘维廉:1993年至1994年,我曾驾车游历中国,尽管路况极差,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,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,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
我观察到,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,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,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,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,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,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,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,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,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,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,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,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
中新社记者: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?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,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?

潘维廉: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,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,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
更深层的原因是,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,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,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
近四十年来,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,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,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,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,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,中国有普通话,但没有普通人。

例如,在宜居城市建设上,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,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,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,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
中新社记者:作为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的行走者与观察者,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?

潘维廉:我希望世界能理解,倘若长征失败,中国革命可能陷入绝境,这将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明白红军为何要长征,这正是这部片子要讲清楚的。此外,我也想让观众感受到红军对人民的赤诚。尽管饱受饥寒、缺乏武器,却从未欺压百姓,这是他们对祖国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
在我看来,长征精神也能解释,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,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,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,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
通过重走长征路,我也看到: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,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,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,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,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: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,唯有通过精准治理,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,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: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,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: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,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,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,而是朋友。

世界同样可以汲取中国的治理经验,通过合作实现共赢。共赢不仅在今天是可能的,而且在这个日益脆弱的星球上,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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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: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?
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
作者 刘梦青
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,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,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,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,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?重走长征路后,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?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,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?近日,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重走长征路之前,您做了哪些准备?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,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?

潘维廉:重走长征路之前,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,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,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,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,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,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,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,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,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
纵观历史,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,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,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,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,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,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,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,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
其中,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,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,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,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,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
在我看来,这非常了不起:不仅是汉族,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,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,倘若红军失败,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,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
中新社记者: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,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,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?

潘维廉:1993年至1994年,我曾驾车游历中国,尽管路况极差,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,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,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
我观察到,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,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,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,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,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,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,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,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,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,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,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,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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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四十年来,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,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,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,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,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,中国有普通话,但没有普通人。

例如,在宜居城市建设上,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,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,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,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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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看来,长征精神也能解释,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,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,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,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
通过重走长征路,我也看到: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,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,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,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,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: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,唯有通过精准治理,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,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: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,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: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,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,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,而是朋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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