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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王出息了，今天带家人们一起探班龙餐馆的幕后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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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到一笔奖金和得知工资上调，对你的支出计划会有怎样不同的影响？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内容就懂了一半。
10月12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霍尔和迈克尔·伍德福德，以表彰他们“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”的贡献。
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：政府和央行出台的政策，会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未来支出安排？个体选择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？
要弄明白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什么重要，首先要理解调控经济这件事难在哪里。
人们通常认为，经济不景气时，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，同时央行降低利率，鼓励大家消费、企业投资；经济过热时，再适当收紧。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确实沿用这一思路。
但政策出台之后，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？未必。
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、英国等国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：经济增长乏力，失业增加，通胀却居高不下——这种现象被称为“滞胀”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如果继续刺激需求，可能让物价涨得更快；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，又可能让企业承受更大资金压力，伤害就业。在抑制通胀、稳定经济和就业等多目标并存的情况下，各国政府往往左右为难。
那么，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？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。比如，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，但人们拿到钱后，会花掉多少，又会存下多少？霍尔的消费研究，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：一笔奖金，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，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；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，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。
早在霍尔之前，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“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”的观点。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，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，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？
1978年，霍尔给出了他的研究结论：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家庭会把已经掌握的信息提前纳入消费计划，此时的消费变化曲线会呈现出平滑、连续的特征；真正会让消费发生巨大变化的，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消息。这就是消费“随机游走”理论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下个月会加薪，那么他很可能在消息确认时，就开始提前调整支出计划；等到增加的薪水真正到账，计划早已成型，不会再做大幅改变。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那么他更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份额外奖励，但日常消费习惯不会有巨大改变。
由此可见，政策对个体消费的影响，不仅来自实际收入的变化，也来自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。
此外，在现实中，不同家庭面对同样的政策，反应也不尽相同：同样一笔奖金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拿到后，可能花掉一部分，也可能全部存起来；手头原本就很紧的人，则大概率会立刻花掉，且通常优先将其分配给房租、食品等刚需领域。换言之，同样一笔钱，对前者而言只是锦上添花，会不会花、会花在哪里不好一概而论；但对后者而言却是雪中送炭，消费提振效果会非常明显。
这提醒政策制定者，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，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：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？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？获得支持的家庭，是有余力储蓄，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？不同的人答案不同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。
在霍尔“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”的基础上，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，将家庭、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。
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。当经济遇冷，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，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。此时，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，但一定会减少备料，或者暂停招人。
价格不能立即、充分调整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价格黏性”。这意味着，市场需求下降后，调整可能先体现在销量、生产和就业等方面。这时，如果央行调整利率，通过降息等措施降低借贷成本，拉动消费和投资，餐馆客流就可能回升。随着生意日渐恢复，你可能会重新增加备料、恢复招聘。从利率到支出再到订单、用工和价格，政策的影响就这样传递开来。
经营情况好转后，你会立刻扩大经营规模吗？也许会。比如，你可能会在店里加几张桌子，再多招几个人，但大概率不会马上再开一家店。因为扩店的成本很高，要考虑的问题更多：客流回升能持续多久？以后的贷款利率还会这么低吗？毕竟，扩店是一笔长期投资，未来几年的账都要提前算清楚。这意味着，今天的利率政策固然重要，对未来利率环境的判断，也会影响眼下的决定。
可见，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对于市场来说非常重要。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当前的政策变化，也希望政策能够大体稳定，以此预估今后的经营状况——可信的未来政策安排同样能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作用。
预期管理要发挥效果，关键在于可信。任何一位靠谱的企业负责人都不会仅凭一句“以后生意会更好”的祝愿就选择扩产，他们会看央行的目标是否清晰、行动条件是否明确、实际做法是否与之前的表态一致。这些信息，才是企业进行未来规划的重要参考。
当然，现实远比模型复杂得多，但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无疑将整个脉络梳理成了相对简单的线条。它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：政策效果，要经过一个个家庭和企业的选择，才能成为现实。一笔收入如何支出，一家小店是否招聘，归根到底都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有关。唯有理解这些个体的选择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政策怎样发挥作用，以及经济会如何发生变化。（作者：袁 勇 来源：经济日报）
(符仲明)
拿到一笔奖金和得知工资上调，对你的支出计划会有怎样不同的影响？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内容就懂了一半。
10月12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霍尔和迈克尔·伍德福德，以表彰他们“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”的贡献。
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：政府和央行出台的政策，会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未来支出安排？个体选择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？
要弄明白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什么重要，首先要理解调控经济这件事难在哪里。
人们通常认为，经济不景气时，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，同时央行降低利率，鼓励大家消费、企业投资；经济过热时，再适当收紧。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确实沿用这一思路。
但政策出台之后，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？未必。
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、英国等国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：经济增长乏力，失业增加，通胀却居高不下——这种现象被称为“滞胀”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如果继续刺激需求，可能让物价涨得更快；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，又可能让企业承受更大资金压力，伤害就业。在抑制通胀、稳定经济和就业等多目标并存的情况下，各国政府往往左右为难。
那么，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？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。比如，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，但人们拿到钱后，会花掉多少，又会存下多少？霍尔的消费研究，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：一笔奖金，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，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；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，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。
早在霍尔之前，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“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”的观点。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，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，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？
1978年，霍尔给出了他的研究结论：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家庭会把已经掌握的信息提前纳入消费计划，此时的消费变化曲线会呈现出平滑、连续的特征；真正会让消费发生巨大变化的，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消息。这就是消费“随机游走”理论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下个月会加薪，那么他很可能在消息确认时，就开始提前调整支出计划；等到增加的薪水真正到账，计划早已成型，不会再做大幅改变。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那么他更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份额外奖励，但日常消费习惯不会有巨大改变。
由此可见，政策对个体消费的影响，不仅来自实际收入的变化，也来自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。
此外，在现实中，不同家庭面对同样的政策，反应也不尽相同：同样一笔奖金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拿到后，可能花掉一部分，也可能全部存起来；手头原本就很紧的人，则大概率会立刻花掉，且通常优先将其分配给房租、食品等刚需领域。换言之，同样一笔钱，对前者而言只是锦上添花，会不会花、会花在哪里不好一概而论；但对后者而言却是雪中送炭，消费提振效果会非常明显。
这提醒政策制定者，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，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：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？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？获得支持的家庭，是有余力储蓄，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？不同的人答案不同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。
在霍尔“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”的基础上，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，将家庭、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。
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。当经济遇冷，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，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。此时，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，但一定会减少备料，或者暂停招人。
价格不能立即、充分调整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价格黏性”。这意味着，市场需求下降后，调整可能先体现在销量、生产和就业等方面。这时，如果央行调整利率，通过降息等措施降低借贷成本，拉动消费和投资，餐馆客流就可能回升。随着生意日渐恢复，你可能会重新增加备料、恢复招聘。从利率到支出再到订单、用工和价格，政策的影响就这样传递开来。
经营情况好转后，你会立刻扩大经营规模吗？也许会。比如，你可能会在店里加几张桌子，再多招几个人，但大概率不会马上再开一家店。因为扩店的成本很高，要考虑的问题更多：客流回升能持续多久？以后的贷款利率还会这么低吗？毕竟，扩店是一笔长期投资，未来几年的账都要提前算清楚。这意味着，今天的利率政策固然重要，对未来利率环境的判断，也会影响眼下的决定。
可见，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对于市场来说非常重要。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当前的政策变化，也希望政策能够大体稳定，以此预估今后的经营状况——可信的未来政策安排同样能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作用。
预期管理要发挥效果，关键在于可信。任何一位靠谱的企业负责人都不会仅凭一句“以后生意会更好”的祝愿就选择扩产，他们会看央行的目标是否清晰、行动条件是否明确、实际做法是否与之前的表态一致。这些信息，才是企业进行未来规划的重要参考。
当然，现实远比模型复杂得多，但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无疑将整个脉络梳理成了相对简单的线条。它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：政策效果，要经过一个个家庭和企业的选择，才能成为现实。一笔收入如何支出，一家小店是否招聘，归根到底都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有关。唯有理解这些个体的选择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政策怎样发挥作用，以及经济会如何发生变化。（作者：袁 勇 来源：经济日报）
(符仲明)商务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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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12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霍尔和迈克尔·伍德福德，以表彰他们“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”的贡献。
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：政府和央行出台的政策，会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未来支出安排？个体选择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？
要弄明白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什么重要，首先要理解调控经济这件事难在哪里。
人们通常认为，经济不景气时，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，同时央行降低利率，鼓励大家消费、企业投资；经济过热时，再适当收紧。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确实沿用这一思路。
但政策出台之后，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？未必。
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、英国等国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：经济增长乏力，失业增加，通胀却居高不下——这种现象被称为“滞胀”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如果继续刺激需求，可能让物价涨得更快；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，又可能让企业承受更大资金压力，伤害就业。在抑制通胀、稳定经济和就业等多目标并存的情况下，各国政府往往左右为难。
那么，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？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。比如，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，但人们拿到钱后，会花掉多少，又会存下多少？霍尔的消费研究，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：一笔奖金，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，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；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，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。
早在霍尔之前，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“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”的观点。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，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，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？
1978年，霍尔给出了他的研究结论：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家庭会把已经掌握的信息提前纳入消费计划，此时的消费变化曲线会呈现出平滑、连续的特征；真正会让消费发生巨大变化的，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消息。这就是消费“随机游走”理论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下个月会加薪，那么他很可能在消息确认时，就开始提前调整支出计划；等到增加的薪水真正到账，计划早已成型，不会再做大幅改变。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那么他更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份额外奖励，但日常消费习惯不会有巨大改变。
由此可见，政策对个体消费的影响，不仅来自实际收入的变化，也来自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。
此外，在现实中，不同家庭面对同样的政策，反应也不尽相同：同样一笔奖金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拿到后，可能花掉一部分，也可能全部存起来；手头原本就很紧的人，则大概率会立刻花掉，且通常优先将其分配给房租、食品等刚需领域。换言之，同样一笔钱，对前者而言只是锦上添花，会不会花、会花在哪里不好一概而论；但对后者而言却是雪中送炭，消费提振效果会非常明显。
这提醒政策制定者，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，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：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？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？获得支持的家庭，是有余力储蓄，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？不同的人答案不同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。
在霍尔“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”的基础上，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，将家庭、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。
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。当经济遇冷，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，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。此时，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，但一定会减少备料，或者暂停招人。
价格不能立即、充分调整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价格黏性”。这意味着，市场需求下降后，调整可能先体现在销量、生产和就业等方面。这时，如果央行调整利率，通过降息等措施降低借贷成本，拉动消费和投资，餐馆客流就可能回升。随着生意日渐恢复，你可能会重新增加备料、恢复招聘。从利率到支出再到订单、用工和价格，政策的影响就这样传递开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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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，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对于市场来说非常重要。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当前的政策变化，也希望政策能够大体稳定，以此预估今后的经营状况——可信的未来政策安排同样能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作用。
预期管理要发挥效果，关键在于可信。任何一位靠谱的企业负责人都不会仅凭一句“以后生意会更好”的祝愿就选择扩产，他们会看央行的目标是否清晰、行动条件是否明确、实际做法是否与之前的表态一致。这些信息，才是企业进行未来规划的重要参考。
当然，现实远比模型复杂得多，但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无疑将整个脉络梳理成了相对简单的线条。它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：政策效果，要经过一个个家庭和企业的选择，才能成为现实。一笔收入如何支出，一家小店是否招聘，归根到底都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有关。唯有理解这些个体的选择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政策怎样发挥作用，以及经济会如何发生变化。（作者：袁 勇 来源：经济日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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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到一笔奖金和得知工资上调，对你的支出计划会有怎样不同的影响？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内容就懂了一半。
10月12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霍尔和迈克尔·伍德福德，以表彰他们“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”的贡献。
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：政府和央行出台的政策，会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未来支出安排？个体选择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？
要弄明白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什么重要，首先要理解调控经济这件事难在哪里。
人们通常认为，经济不景气时，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，同时央行降低利率，鼓励大家消费、企业投资；经济过热时，再适当收紧。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确实沿用这一思路。
但政策出台之后，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？未必。
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、英国等国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：经济增长乏力，失业增加，通胀却居高不下——这种现象被称为“滞胀”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如果继续刺激需求，可能让物价涨得更快；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，又可能让企业承受更大资金压力，伤害就业。在抑制通胀、稳定经济和就业等多目标并存的情况下，各国政府往往左右为难。
那么，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？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。比如，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，但人们拿到钱后，会花掉多少，又会存下多少？霍尔的消费研究，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：一笔奖金，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，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；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，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。
早在霍尔之前，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“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”的观点。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，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，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？
1978年，霍尔给出了他的研究结论：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家庭会把已经掌握的信息提前纳入消费计划，此时的消费变化曲线会呈现出平滑、连续的特征；真正会让消费发生巨大变化的，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消息。这就是消费“随机游走”理论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下个月会加薪，那么他很可能在消息确认时，就开始提前调整支出计划；等到增加的薪水真正到账，计划早已成型，不会再做大幅改变。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那么他更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份额外奖励，但日常消费习惯不会有巨大改变。
由此可见，政策对个体消费的影响，不仅来自实际收入的变化，也来自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。
此外，在现实中，不同家庭面对同样的政策，反应也不尽相同：同样一笔奖金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拿到后，可能花掉一部分，也可能全部存起来；手头原本就很紧的人，则大概率会立刻花掉，且通常优先将其分配给房租、食品等刚需领域。换言之，同样一笔钱，对前者而言只是锦上添花，会不会花、会花在哪里不好一概而论；但对后者而言却是雪中送炭，消费提振效果会非常明显。
这提醒政策制定者，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，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：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？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？获得支持的家庭，是有余力储蓄，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？不同的人答案不同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。
在霍尔“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”的基础上，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，将家庭、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。
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。当经济遇冷，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，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。此时，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，但一定会减少备料，或者暂停招人。
价格不能立即、充分调整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价格黏性”。这意味着，市场需求下降后，调整可能先体现在销量、生产和就业等方面。这时，如果央行调整利率，通过降息等措施降低借贷成本，拉动消费和投资，餐馆客流就可能回升。随着生意日渐恢复，你可能会重新增加备料、恢复招聘。从利率到支出再到订单、用工和价格，政策的影响就这样传递开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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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：政府和央行出台的政策，会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未来支出安排？个体选择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？
要弄明白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什么重要，首先要理解调控经济这件事难在哪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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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政策出台之后，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？未必。
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、英国等国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：经济增长乏力，失业增加，通胀却居高不下——这种现象被称为“滞胀”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如果继续刺激需求，可能让物价涨得更快；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，又可能让企业承受更大资金压力，伤害就业。在抑制通胀、稳定经济和就业等多目标并存的情况下，各国政府往往左右为难。
那么，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？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。比如，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，但人们拿到钱后，会花掉多少，又会存下多少？霍尔的消费研究，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：一笔奖金，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，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；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，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。
早在霍尔之前，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“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”的观点。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，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，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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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提醒政策制定者，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，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：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？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？获得支持的家庭，是有余力储蓄，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？不同的人答案不同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。
在霍尔“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”的基础上，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，将家庭、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。
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。当经济遇冷，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，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。此时，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，但一定会减少备料，或者暂停招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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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通常认为，经济不景气时，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，同时央行降低利率，鼓励大家消费、企业投资；经济过热时，再适当收紧。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确实沿用这一思路。
但政策出台之后，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？未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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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？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。比如，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，但人们拿到钱后，会花掉多少，又会存下多少？霍尔的消费研究，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：一笔奖金，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，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；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，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。
早在霍尔之前，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“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”的观点。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，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，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？
1978年，霍尔给出了他的研究结论：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家庭会把已经掌握的信息提前纳入消费计划，此时的消费变化曲线会呈现出平滑、连续的特征；真正会让消费发生巨大变化的，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消息。这就是消费“随机游走”理论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下个月会加薪，那么他很可能在消息确认时，就开始提前调整支出计划；等到增加的薪水真正到账，计划早已成型，不会再做大幅改变。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那么他更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份额外奖励，但日常消费习惯不会有巨大改变。
由此可见，政策对个体消费的影响，不仅来自实际收入的变化，也来自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。
此外，在现实中，不同家庭面对同样的政策，反应也不尽相同：同样一笔奖金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拿到后，可能花掉一部分，也可能全部存起来；手头原本就很紧的人，则大概率会立刻花掉，且通常优先将其分配给房租、食品等刚需领域。换言之，同样一笔钱，对前者而言只是锦上添花，会不会花、会花在哪里不好一概而论；但对后者而言却是雪中送炭，消费提振效果会非常明显。
这提醒政策制定者，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，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：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？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？获得支持的家庭，是有余力储蓄，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？不同的人答案不同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。
在霍尔“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”的基础上，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，将家庭、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。
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。当经济遇冷，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，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。此时，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，但一定会减少备料，或者暂停招人。
价格不能立即、充分调整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价格黏性”。这意味着，市场需求下降后，调整可能先体现在销量、生产和就业等方面。这时，如果央行调整利率，通过降息等措施降低借贷成本，拉动消费和投资，餐馆客流就可能回升。随着生意日渐恢复，你可能会重新增加备料、恢复招聘。从利率到支出再到订单、用工和价格，政策的影响就这样传递开来。
经营情况好转后，你会立刻扩大经营规模吗？也许会。比如，你可能会在店里加几张桌子，再多招几个人，但大概率不会马上再开一家店。因为扩店的成本很高，要考虑的问题更多：客流回升能持续多久？以后的贷款利率还会这么低吗？毕竟，扩店是一笔长期投资，未来几年的账都要提前算清楚。这意味着，今天的利率政策固然重要，对未来利率环境的判断，也会影响眼下的决定。
可见，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对于市场来说非常重要。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当前的政策变化，也希望政策能够大体稳定，以此预估今后的经营状况——可信的未来政策安排同样能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作用。
预期管理要发挥效果，关键在于可信。任何一位靠谱的企业负责人都不会仅凭一句“以后生意会更好”的祝愿就选择扩产，他们会看央行的目标是否清晰、行动条件是否明确、实际做法是否与之前的表态一致。这些信息，才是企业进行未来规划的重要参考。
当然，现实远比模型复杂得多，但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无疑将整个脉络梳理成了相对简单的线条。它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：政策效果，要经过一个个家庭和企业的选择，才能成为现实。一笔收入如何支出，一家小店是否招聘，归根到底都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有关。唯有理解这些个体的选择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政策怎样发挥作用，以及经济会如何发生变化。（作者：袁 勇 来源：经济日报）
(符仲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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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到一笔奖金和得知工资上调，对你的支出计划会有怎样不同的影响？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内容就懂了一半。
10月12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霍尔和迈克尔·伍德福德，以表彰他们“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”的贡献。
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：政府和央行出台的政策，会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未来支出安排？个体选择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？
要弄明白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什么重要，首先要理解调控经济这件事难在哪里。
人们通常认为，经济不景气时，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，同时央行降低利率，鼓励大家消费、企业投资；经济过热时，再适当收紧。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确实沿用这一思路。
但政策出台之后，经济是否就一定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？未必。
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、英国等国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：经济增长乏力，失业增加，通胀却居高不下——这种现象被称为“滞胀”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如果继续刺激需求，可能让物价涨得更快；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，又可能让企业承受更大资金压力，伤害就业。在抑制通胀、稳定经济和就业等多目标并存的情况下，各国政府往往左右为难。
那么，应怎样找到合适的度？这需要弄清楚政策出台后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。比如，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带动消费，但人们拿到钱后，会花掉多少，又会存下多少？霍尔的消费研究，为厘清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回到本文开头的假设：一笔奖金，可能让你增加额外消费，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；确定且持续的工资上调，则可能改变你对今后生活的长期安排。
早在霍尔之前，已经有研究者提出过“人们会根据长期收入调整消费习惯”的观点。而霍尔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认真盘算过未来，我们还能根据它提早知道的消息，预测它接下来的消费趋势吗？
1978年，霍尔给出了他的研究结论：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家庭会把已经掌握的信息提前纳入消费计划，此时的消费变化曲线会呈现出平滑、连续的特征；真正会让消费发生巨大变化的，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消息。这就是消费“随机游走”理论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下个月会加薪，那么他很可能在消息确认时，就开始提前调整支出计划；等到增加的薪水真正到账，计划早已成型，不会再做大幅改变。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那么他更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份额外奖励，但日常消费习惯不会有巨大改变。
由此可见，政策对个体消费的影响，不仅来自实际收入的变化，也来自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。
此外，在现实中，不同家庭面对同样的政策，反应也不尽相同：同样一笔奖金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拿到后，可能花掉一部分，也可能全部存起来；手头原本就很紧的人，则大概率会立刻花掉，且通常优先将其分配给房租、食品等刚需领域。换言之，同样一笔钱，对前者而言只是锦上添花，会不会花、会花在哪里不好一概而论；但对后者而言却是雪中送炭，消费提振效果会非常明显。
这提醒政策制定者，制定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不同家庭的实际处境，也要注重稳定公众预期：收入增加能持续多久？能否让人们对未来收入更有信心？获得支持的家庭，是有余力储蓄，还是急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？不同的人答案不同，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会因此不同。
在霍尔“家庭侧微观消费行为”的基础上，伍德福德又进一步加上了企业定价行为，将家庭、企业与央行货币政策放进了同一个宏观框架。
想象你正在经营一家餐馆。当经济遇冷，大家开始减少外出吃饭的频次，导致店里的客人少了。此时，你未必会马上给菜品降价，但一定会减少备料，或者暂停招人。
价格不能立即、充分调整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价格黏性”。这意味着，市场需求下降后，调整可能先体现在销量、生产和就业等方面。这时，如果央行调整利率，通过降息等措施降低借贷成本，拉动消费和投资，餐馆客流就可能回升。随着生意日渐恢复，你可能会重新增加备料、恢复招聘。从利率到支出再到订单、用工和价格，政策的影响就这样传递开来。
经营情况好转后，你会立刻扩大经营规模吗？也许会。比如，你可能会在店里加几张桌子，再多招几个人，但大概率不会马上再开一家店。因为扩店的成本很高，要考虑的问题更多：客流回升能持续多久？以后的贷款利率还会这么低吗？毕竟，扩店是一笔长期投资，未来几年的账都要提前算清楚。这意味着，今天的利率政策固然重要，对未来利率环境的判断，也会影响眼下的决定。
可见，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对于市场来说非常重要。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当前的政策变化，也希望政策能够大体稳定，以此预估今后的经营状况——可信的未来政策安排同样能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作用。
预期管理要发挥效果，关键在于可信。任何一位靠谱的企业负责人都不会仅凭一句“以后生意会更好”的祝愿就选择扩产，他们会看央行的目标是否清晰、行动条件是否明确、实际做法是否与之前的表态一致。这些信息，才是企业进行未来规划的重要参考。
当然，现实远比模型复杂得多，但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无疑将整个脉络梳理成了相对简单的线条。它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：政策效果，要经过一个个家庭和企业的选择，才能成为现实。一笔收入如何支出，一家小店是否招聘，归根到底都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有关。唯有理解这些个体的选择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政策怎样发挥作用，以及经济会如何发生变化。（作者：袁 勇 来源：经济日报）
(符仲明)